1951年5月4日下午2点，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彩旗飘扬，锣鼓喧天，全国篮球、排球竞赛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华北、华东、中南、西北、东北、西南六大行政区以及解放军、国铁两大系统的八支参赛队伍，每队由四支队伍组成：男子组篮球、男子排球、女子篮球和女子排球。该队共有593名运动员。这是新中国诞生以来首次举办全国规模的运动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健康状况

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1950年12月，国家号召青少年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报考热情高涨，但体检时，近一半的青年学生身体条件不符合。增强人民体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提高体育竞技水平成为当时十分紧迫的任务。为此，新中国的决策者决定通过全民体育来提高人民群众的体质和体育竞技水平。中央领导多次指示学校“健康第一”。 1951年，全国政协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号召中强调：“青年学子！注意锻炼，刻苦学习，准备报效祖国！”以此为基础，国家将“促进和发展人民体育”。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改善人民健康”将提升到加强国防和建设能力的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还有大量的浪费等待处理。国家直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尽管当时人民体育刚刚起步，基础薄弱，但人民政府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拨出更多资金发展体育事业。在此背景下开展人民体育运动，“既不能心急，也不能等待；不能轻视为游戏、娱乐，更不能简单地以体力劳动代替”，而是本着“不花钱、少花钱”的精神。 ”。按照“钱”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一是落实普及政策。一些学校、部队、工厂事业单位建立了群众体育基层组织和各类体育团体，组织群众开展徒手或简单器械练习等简单但重要的体育运动。体操、田径、游泳、武术等，比赛结合季节、节日进行。其中，最受欢迎、最具群众性的体育比赛是各种球类运动。

1951年，新中国成立一年多了，人民体育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对体育的需求日益迫切。 “打球”已经成为年轻人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1951年8月，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节将在柏林举行。新中国将派出篮球、排球队参赛，急需选拔优秀运动员。据此，全国体联筹委会、共青团中央共同决定召开全国篮球、排球比赛大会。

首届全国规模运动会召开

为筹备首届全国规模运动会，各地区、各系统纷纷成立篮球、排球运动组织，并在基层广泛开展比赛。培养了一大批业余体育活动积极分子。经过层层筛选，选出优秀运动员组队。代表本地区、本系统赴北京参加全国比赛。因此，运动员的身份涵盖了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政府官员、学生、教师、医生、体育工作者、工商人士等各行各业，包括回族、蒙古族、藏族、乌孜别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北族等。朝鲜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和华侨运动员。

全国比赛大会的举办地点定在首都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原本是田径场和足球场。为了容纳篮球、排球比赛，主办方在足球场内修建了两个篮球场和两个排球场，以满足更多观众欣赏新中国首届体育赛事的热情。为了让全国各地的运动员节省时间，集中精力参加比赛，主办方安排运动员住在看台下的大房子里，并在旁边的大食堂前搭建了垫子帐篷。体育场埋锅做饭。主办方还特意将大会开幕式定在5月4日青年节举行，旨在号召新中国广大青年积极加入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行列。

下午2点，庄严的进行曲奏响，开幕式拉开帷幕。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聂荣臻、肖华、罗瑞卿、伍修权、吕正操、蔡畅、邓颖超等，以及以格罗曼为首的国际学者联执委会全体代表及其他国际友人出席会议观摩仪式。看台上约有12,000名观众。

运动员代表高举毛泽东主席巨幅肖像，在解放军代表队的带领下迈着矫健的步伐绕场行走。随后，会议公布了主席团名单，包括冯文斌、蔡畅、肖华、廖承志、荣高堂等，共18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冯文斌致大会开幕词。冯文斌表示，这次大会对于推动民族体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进一步推动体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格罗曼代表国际学生联合会向大会赠送横幅和礼物，向全体运动员致以敬意，并祝愿他们取得好成绩。会议还通过了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的贺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主任郭沫若为大会题词。

3点30分开幕式结束，精彩的比赛开始。

比赛概况

比赛分为男子篮球、女子篮球和排球四个组别。男篮几轮过后，华东队保持不败，华北队、铁道队和解放军紧随其后，中博难分胜负。最终，华东队获得冠军，华北队获得亚军，解放军获得季军。女篮方面，华东、中南、解放军三支球队实力最强。最终，华东队获得冠军，解放军队获得亚军，中南队获得季军。

男排方面，除了西北队、西南队实力稍弱，以及中南部队技术稍强外，其他球队都差不多。比赛成绩：中南队获得冠军，华北队获得第二名，解放军获得第三名。华南男排在本次大会上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支以农民和工人为骨干的队伍。队员中有贫困农场工人、鞋厂和三轮车工人、小商贩等，但他们先天条件优越，体力充沛，斗志旺盛。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说明新中国体育向全国人民开放后，将会在工农中产生更多优秀的运动员。东北、华东、华北女排实力稍强，分别获得冠、亚、季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排球比赛也是我国排球规则发生变化的标志。过去，我国排球赛采用的是九人制。本次比赛首次采用国际公认的六人制。

5月17日，所有比赛结束。荣高堂公布了中国篮球、排球运动员名单。男篮、排球队各15名，需补充1名；女篮12人，待补充2人；以及11名女排运动员。 ，稍后会添加1人。随后，这些通过比赛选拔出来的国家队员组成队伍进行训练，代表新中国参加各项国际比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参加当年8月5日在柏林开幕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节。

7月16日，第一批300人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荣高堂副团长的带领下前往柏林参加电影节。代表团中的男篮和男排，共24名运动员，都是不久前从全国篮排比赛大会上选拔出来的优秀运动员。在途经苏联期间，中国男排与苏联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节日过后，中国男篮再次访问波兰。

启动全民体育运动

为了迅速改善青少年健康状况，1951年7月13日，政务院第93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指出：“改善青少年健康状况”。学生身体健康是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培养身体强健的现代青年的重大任务之一。”针对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具体原因，《决定》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对策。

一是调整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时间。规定学生每日睡眠时间，高等学校为8小时，中学为9小时，小学为10小时。学生每天的体育、娱乐或生产劳动时间，除体育课、晨练或课间活动外，一般为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

二是减轻学生学业和社团活动的负担。要求教师注重课堂教学，讲解清楚，让学生听得懂；课堂上多练习题，不要给学生过多的课外练习和不必要的高难度练习。学生以学习为主要任务，各级学校要对学生社团活动进行合理指导，切实减少聚会次数和时间。

此外，学校卫生工作也必须加强。各级学校应当设立卫生委员会或相应人员，负责搞好学校卫生医疗工作，有计划地开展健康教育，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各级学校也要切实搞好体育教学，尽可能丰富体育娱乐器材，加强学生体育锻炼。除晨练、课间活动外，还应组织学生参加文体娱乐活动，举办运动会，开展个人或团体健康竞赛，促进对学生健康的关注。

《决定》还要求各级学校根据营养需求和当地饮食条件，研究改善学生伙食和饮水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拨款时要适当照顾体育卫生的需要，及时补充学校体育、娱乐、卫生、医疗设备。学校体质保健应作为学校绩效评价的主要项目之一。学期结束时，各学校应向上级主管部门专门报告学生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情况。

为贯彻落实政务院《决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教育系统切实纠正对学生健康不负责任的态度，纠正一切影响、阻碍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不良现象。身体健康，保证广大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7月20日至2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再次强调关心学生身体健康、开展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会议提出的当前学生运动的第三个主要任务是：“在学校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努力提高全国学生的健康状况。要保证每个学生都有“为了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要重视开展军事体育活动。”不久，团中央发出了建立“军事体育活动”的通知。各级团组织中的“体育部”。

为快速有效普及全民体育，11月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中央教育部等九单位联合印发《关于推广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旨在普及和普及全民体育运动。轻松推动全民体育运动。进行广播体操练习的简单方法。

广播体操是最基本、最简单、最受欢迎的群众体育活动。它可以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并且仅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广播体操的广泛推广不仅有利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且还能激发人们参加其他体育活动的广泛兴趣。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为民族体育进一步广泛深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使体操赛制适合当时普通人的体质，全国体协筹备委员会成立体操赛制制定小组，广泛征求体育专家和各方意见，进行反复研究和实验，并制定了体操赛制。然后在全国推广。作曲家何士德专门为配合体操动作创作了管弦乐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演奏并录制成唱片。体操插图还被制作成挂图，由青年出版社出版。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40家人民广播电台均播出广播体操节目。每天早上播出三遍，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教那些不会做的人学会做；其中一部分是领导者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人类工作。每天号角一响，数百万人集体随着广播音乐做体操，这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为了加强对人民体育的领导，全国体联筹备委员会还制定了1951年至1952年体育计划纲要，具体规定了两年内人民体育的原则和任务。随着人民体育事业的广泛发展，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得到空前改善。

（作者单位：中国档案杂志社）

本文发表于《炎黄春秋》2021年第9期